婁 清

　　編者按

　　今天(4月18日)是國際古跡遺址日，本期專題推出兩文，以侗族鼓樓為鏡，照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璀璨篇章。貴州學者婁清《侗族鼓樓：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里的木構華章》溯源鼓樓歷史，剖析其作為族群精神象征的營造智慧與開放包容的公共性；廣東學者蔡凌《建筑是人間的鮮活記錄》探討“人+地+物+集體記憶”研究方法，展現(xiàn)建筑如何承載動態(tài)文化生命。兩文交織，不僅是學術視角的互補，更是粵黔兩地學者跨地域合作的縮影。多元對話，將有助于共筑文化遺產保護新范式。

　　壹

　　貴州，雄踞我國西南腹地，北枕川渝，西連滇境，南接桂鄉(xiāng)，形勝自云貴高原磅礴向東鋪展，融于華南丘陵翠色蒼茫?？λ固氐孛才c密集水網(wǎng)，造就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生態(tài)奇觀，更孕育了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早期文明。

　　建筑，由地理和人文激蕩共生。這里，侗寨鼓樓對話天地，苗家吊腳樓馴服陡坡，茶馬古道上的馬幫客棧承載商貿記憶。荊楚、巴蜀、滇黔、粵桂文化在此交融，鑄就了“多元一體”的建筑特征。

　　貴州人民對中國古建筑的研究和保護有開創(chuàng)之功：1930年，開陽人朱啟鈐推動成立中國營造學社；1933年，黃平人樂嘉藻出版第一部《中國建筑史》。繼朱、樂二公開啟古建梳理后，百年來貴州古建筑保護縱深發(fā)展，鄉(xiāng)土建筑保護更是個中重鎮(zhèn)。早在20世紀80年代，貴州的文物保護工作者就已將領域開拓至侗族鼓樓、風雨橋、苗族村寨、布依族民居等。自2008年起，貴州提出“村落文化景觀”理念，奠定鄉(xiāng)土建筑在貴州文物建筑保護中的核心地位。2016年，文保中心與有關方面共同啟動“貴州傳統(tǒng)建筑文化影像記憶工程”，工程現(xiàn)仍在持續(xù)進行。2018年以來，文保中心每年都會就一鎮(zhèn)、一鄉(xiāng)乃至一村的文化遺產資源進行調查。

　　侗族，是我國對建筑藝術有較高追求的民族。一般認為侗族由古代百越的一支發(fā)展而來。承繼百越營造智慧，黔東南月亮山一帶的干欄式民居至今保存完好，有“建筑活化石”美譽。

　　早在1987年，筆者在李多扶(時任貴州省建筑設計院副總建筑師)和羅會仁(貴州省博物館原副館長)等老師帶領下，就曾對黔東南黎平、從江、榕江及廣西三江、湖南通道一帶侗族建筑進行過深入調查。彼時所見鼓樓，以獨特杉木塔式結構聳立村寨中央，密檐層層疊疊，檐角翹起如飛鳥展翅，飛檐斗拱間既有雕飾龍鳳藻紋，也有彩繪融匯漢侗意象；底部多方形無墻，以四根金柱(主承柱)象征四季輪回、十二檐柱(襯柱)環(huán)列寓意月令流轉的最為常見。而在鼓樓-鼓樓坪-戲臺構筑的獨特空間里，公共事務和世俗生活輪番上演。這些熱鬧場景，三十多年過去，至今難忘。

　　貳

　　一個村寨的最核心位置，是留給鼓樓的。

　　侗族有三寶：鼓樓、風雨橋(花橋)和侗族大歌。其中，鼓樓是村寨最重要的景觀和精神文化中心，是真正訴諸視覺意義上的文化風景。鼓樓地位崇高，村中所有大事都要到樓內處理。

　　目前貴州境內有鼓樓300多座，且在不斷增加中。木構鼓樓往往遭遇“30年一小火，60年一大火”，再加上“破四舊”等歷史原因，目前我們所見的大部分，為改革開放以后復修。據(jù)調查，真正的“老鼓樓”不超10座。其中年代最久遠者為增沖鼓樓(位于貴州省東南部從江縣往洞鎮(zhèn)增沖村)，最遲應建于康熙年間，1988年被列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近期我們還在黎平縣調查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座預判為乾隆年間的鼓樓。

　　侗族大歌中有“未曾建寨先立樓”的唱段。鼓樓對于村寨而言，是向心力的首要體現(xiàn)。有些村寨即便一時財力不足，村民也會先豎起“象征柱”。有條件的村寨則更會建造兩座鼓樓(一老一新)。在《增沖鼓樓文物保護工程報告》(貴州省文物局、貴州省文物保護研究中心編，貴州科技出版社)一書中，我們就提到，“從原始圖騰和信仰產生了最早的文化象征物，即類似圖騰柱、寨柱等的建構物，它們在原始社會中期就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。當然，早期侗族先民以神樹為精神信仰物也不無可能，樹崇拜甚至可能比圖騰崇拜出現(xiàn)得更早”。鼓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我還曾見鼓樓的主承柱上有牛角等裝飾物，為祭祀、競技活動后所留，有的是榮耀的紀念，有的是挫敗的銘記。

　　鼓樓最重要的實用功能當是擊鼓傳遞信息，鼓可放于樓上也可置于首層。當需要預警、吆喝大家議事，鼓就會由專人敲響?！皳艄膱笮拧薄凹娮h事”“制定和執(zhí)行款約”“踩堂祭祖”“裁決爭訟”“迎賓送客”“休息娛樂”“節(jié)日集會”，都在鼓樓內進行。(這里解釋一下何為“款”。歷史時期，侗族通過“款”這種社會形式來進行組織。多戶血緣家庭組成“斗”，“斗”聚成寨，寨聯(lián)合成“款”，“小款”由鄰近幾個自然村寨組成，凡牽連村寨之間糾紛，由“小款”出面解決?！靶】睢敝线€有“中款”“大款”，乃組織形式的遞進。)

　　作為侗族村寨的核心公共空間，鼓樓其開放性特質十分典型。尤其目前位于黔東南地區(qū)的大部分鼓樓，首層除了四根金柱和十二檐柱，余下空間無實體隔斷，完全敞開。這種“敞廳式”的構造，既能遮風避雨，又能消除人際阻隔。向心力與開放性的雙重屬性，正是鼓樓文化功能的魅力根源。它不僅凝聚族人，更包容外來者。當年我在調查時尤對“迎來送往”印象深刻，每座鼓樓里都備有水桶，內盛甘甜井水，來往行人歇息可得一口清涼。

　　鼓樓是村民日常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提供了真正的生活場景空間。有事無事，大家都可在此閑聊、休憩、烤火。鼓樓設專人負責擔水和往火塘添柴，確保溫暖與秩序。同時，這里也是信息交流的樞紐，外來信息與本地經(jīng)驗在此交匯。鼓樓的功能是嚴肅的、集眾的、開放的、包容的；而“三寶”里的另一“寶”風雨橋則提供了休憩和男女談情說愛的場所，呈現(xiàn)閑適氣氛。這種功能的對比，展現(xiàn)了侗族建筑對生活不同需求的巧妙回應。

　　叁

　　鼓樓的魂，在于族人“齊心”造樓的精氣神。

　　作為侗族村寨的精神象征，鼓樓的建造過程具備非凡儀式感。從動議興建到落成啟用，須經(jīng)過選址、備料、下墨、立架、上梁、架頂、上瓦、裝飾、安鼓及賀樓等多個既定程序。其間最動人的便是大家的齊心參與。

　　多數(shù)侗寨在規(guī)劃之初就為鼓樓預留位置，若未預留則需延請專業(yè)人士勘定吉位。鼓樓的形制規(guī)模，不僅取決于村寨規(guī)模、宗族支系和經(jīng)濟實力，更與村寨形成的時序、村寨間的從屬關系等社會結構因素密切相關。建樓資金由全寨共籌，依各戶能力有錢出錢、有力出力，彰顯集體協(xié)作的精神。

　　掌墨師在營造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，他們不僅負責設計鼓樓的整體結構，還要指導施工隊伍，可說是項目的總設計師和總工程師。尤令我印象深刻的，是三十多年前，于高增禮堂一面墻上所見的掌墨師繪于其上之草圖。他根據(jù)地形、經(jīng)濟等現(xiàn)狀，給“甲方”先在墻上繪出草圖，這份“設計圖”需經(jīng)村民集體商議通過方可啟建，充分體現(xiàn)了民眾參與的傳統(tǒng)。

　　到了真正建樓時刻，其速度令人驚嘆。我曾親見一座鼓樓自半夜開始豎架立樓，未至正午，主體已搭建完畢。如此速度，除有賴于掌墨師帶來的數(shù)人隊伍，幾十位村民的齊心協(xié)力功不可沒。

　　待得進入最后“進樓”“掛鼓”乃至“賀樓”階段，全村男女老幼身著盛裝，以唱戲對歌、通宵達旦的方式慶祝。鼓樓前燈火通明，歡聲笑語交織，侗族文化的凝聚力與生命力在此刻比星河燦爛。

　　而目睹這樣的盛大慶典，不由讓人再次想起掌墨師及諸位能工巧匠?！岸弊骞臉菭I造技術與中國傳統(tǒng)木結構建筑營造技術同出一脈，雖小有不同，但大抵一致，體現(xiàn)了中國建筑營造技術的交流與融合源遠流長。鼓樓是由侗族自己的能工巧匠自行設計、自行修建的。匠師不需圖紙，僅憑一把木角尺，一棵小竹竿做成的丈桿(一種尺度)，一小節(jié)竹筒做成的墨斗，一支小竹片做的墨纖，沾上墨斗中的墨之后當作筆使用，還有斧、鋸、鑿等在民間流傳的古老建筑工具，便可取木建造。鼓樓用材全是杉木，并以鑿榫銜接，不用一釘一鉚，枋板檐挑縱橫交錯，利用杠桿原理，層層支撐而上，形成一個牢固的整體?！?《增沖鼓樓文物保護工程報告》)

　　肆

　　文化不是化石，動態(tài)吸收才能永續(xù)生機。

　　侗族鼓樓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典范，其演變歷程，體現(xiàn)了多元一體的演進。它是中國古代建筑技藝傳承與創(chuàng)新的活態(tài)載體。

　　從建筑本體看，鼓樓技藝體系有深遠文化傳承。其起源與發(fā)展頗具特色。最初的鼓樓形態(tài)類似于方亭，樣式源自民居，隨著使用需求的增加，方亭逐漸“膨脹”——通過擴大開間與進深，從方形結構演變?yōu)楦罂臻g。當空間仍顯不足時，便在外圍增設一圈柱子，進一步拓展空間。這種擴展方式使得鼓樓規(guī)模逐漸增大，最終通過增加層數(shù)繼續(xù)滿足需求。

　　關于獨柱鼓樓(侗族早期鼓樓形式)的通心柱(中心主柱)做法，有人認為其存在是技術局限的結果，但我并不認同。三十年前，我曾寫有《侗族鼓樓——古代木結構塔的實物遺存》，指出鼓樓其核心營造技藝，可追溯至漢魏時期的木構塔技術。侗族鼓樓中的獨柱設計，即中間一根塔心柱(因侗族需在柱心兩側設置雙火塘用于傳統(tǒng)取暖，故平面呈方形但中心留柱)，正是漢魏時期木結構塔(如漢代木塔、魏晉佛塔)的核心營造技藝。這種設計便于環(huán)形上升，梯道可環(huán)繞柱子蜿蜒而上，與早期獨木梯及現(xiàn)代鼓樓中從第二層平臺開始繞行的設計一脈相承。

　　這些建筑技藝是交融的結果。歷史上，不同族群的交流頻繁，技術學習也是常態(tài)。例如，侗族掌墨師的營造口訣與漢族《魯班經(jīng)》的核心原理是相通的。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民族建筑視為某個民族獨立創(chuàng)造的產物，而應理解為多元一體文化體系下的交融結晶。

　　在文化交流層面，鼓樓建筑也是一種充滿生命力的范式。明清侗族地區(qū)推行“改土歸流”政策，使內地漢文化不斷深入侗區(qū)。外來移民也對該地區(qū)產生深遠影響，明清之際“調北填南”“移民就寬鄉(xiāng)”“募民墾荒”等，大量漢民進入。珠江水系移民多粵桂之風，長江水系移民多荊楚之氣。移民帶來的先進營造技術、生產工具與農耕經(jīng)驗，深刻改變了侗族地區(qū)的物質文化基礎。明清之后“得風氣之先”沿江而上的粵商，及沿長江水系而來的贛商和兩湖商人，促進了商貿古鎮(zhèn)的發(fā)展，因此也提高了侗族工匠的建筑水平。例如，“隨著受漢族建筑風格的影響日益加大，榕江車寨鼓樓與漢族樓閣建筑幾無區(qū)別，通道坪坦陽爛鼓樓為穿斗抬梁混合結構，表明侗族地區(qū)在吸收漢式建筑方面的融合與創(chuàng)新”。(《增沖鼓樓文物保護工程報告》)

　　就珠江流域而言，侗族文化與嶺南文化或百越文化之間存在聯(lián)系，盡管具體研究尚未深入，但侗族地區(qū)跨長江和珠江兩大流域，其鼓樓形制在早期便呈現(xiàn)出地域性差異。例如，雖然同處珠江流域，“九洞”地區(qū)鼓樓敦實穩(wěn)重，“六洞”地區(qū)鼓樓則輕盈飄逸。

　　在時代變遷中，鼓樓文化也展現(xiàn)出強大適應能力。改革開放后，傳統(tǒng)建筑技藝與現(xiàn)代審美意識開始碰撞出新的火花。許多鼓樓在保留核心營造技藝的同時，于彩繪、泥塑等裝飾元素中融入了火車、飛機等現(xiàn)代意象。這種動態(tài)吸收機制也是多元一體的微觀體現(xiàn)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肇興侗寨的五座鼓樓分別以“仁”“義”“禮”“智”“信”命名，儒家倫理與侗族文化的深度融合，正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極佳樣本。

　　伍

　　近年來，隨著肇興侗寨等地的旅游開發(fā)，鼓樓走入公眾視野。對此，我的觀點鮮明：抓住機遇，同時牢牢守住文化內核。而這個內核就是“共筑”的精神。

　　鼓樓和很多民族建筑，其靈魂就在于眾人齊心協(xié)力的營造過程，而絕非僅僅建筑本身。在傳統(tǒng)建造流程里，村民進山選木、掌墨師繪出草圖供大家決策、各家各戶在營造過程于資源、生活節(jié)奏上給予的充分支持乃至落成以后長久的運作和維護，種種儀式感和切身的投入，賦予文化以真正生命力。

　　今天我們談傳承，傳承的核心之一就在于保留這種“共筑”精神。然而，現(xiàn)代建造中，村民參與度逐漸減弱，甚至出現(xiàn)預制組裝現(xiàn)象，傳統(tǒng)共筑氛圍被淡化。因此，應維護村民參與的傳統(tǒng)程序，保留其因地制宜、因材而建的營造智慧，讓鼓樓不僅是建筑遺產，更是凝聚族群文化的精神符號。

　　同時，我們需要清醒認識到，鼓樓營建技藝的存續(xù)與掌墨師群體命運緊密相連，如何進一步收集、梳理匠藝流變脈絡，運用當代科技手段構建傳承譜系，保護并推動匠藝實踐與文化語境的共生，是需要積極思考和行動的重要課題。

　　這些年來，我常常會思索，鼓樓和風雨橋這些動人的建筑，之所以能從千百年前的活動場所、從地域性建筑，升華為如今廣為人知的文化符號，根本原因在于它始終是活態(tài)的。它活在族群的集體記憶與日常煙火中，流淌在精準的墨線與緊密的榫卯間，扎根于中華大地的山川河流。這種跨越地域的技藝對話，正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生動寫照。貴州侗寨的鼓樓，因其深植于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文化土壤，得以穿越時空，生生不息，成為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文化橋梁。

　　(本文作者是貴州省文物保護研究中心文博研究館員，文物保護工程責任設計師，國家文物局方案審核專家組成員。羊城晚報記者潘瑋倩參與資料及文字整理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