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新社深圳6月9日電 題：影響歐洲和中國之間相互理解的因素有哪些？

　　——專訪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教授、比利時皇家科學院院士鐘鳴旦

　　作者 崔白露 裴心語

　　日前，以“理解中國：人工智能時代的漢學研究”為主題的第九屆世界漢學大會在深圳舉行。該大會由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共同主辦，來自50余個國家和地區(qū)的近200位漢學家齊聚，共商漢學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之路。

　　與會期間，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教授、比利時皇家科學院院士鐘鳴旦(Nicolas Standaert)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專訪，圍繞“自我與他者的相遇”這一哲學命題，結合其在中西方文化互動、文獻考據(jù)及數(shù)字化領域的實踐，闡釋中歐文化交流的歷史邏輯與當代路徑。

　　現(xiàn)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您主要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，并提出“人是通過與他者的相遇以及隨之發(fā)生的溝通而成為人的”。如何用這句話理解中歐文化交流的歷史和現(xiàn)實？

　　鐘鳴旦：這句話源于一個哲學前提。一些哲學家指出，自我的身份由他者塑造，人之所以為人，是通過與他者的相遇及隨之發(fā)生的溝通而實現(xiàn)的。沒有他者，便沒有自我，這便是“因人成己”。

　　為解釋這一點，我以攝影史的一例作為類比。過去，人們一直依賴他人，由他人告知何時微笑、如何擺姿勢，而后通過他人拍攝的照片認識自己。大約15年前，有人發(fā)明了“自拍”技術。雖然它有很多優(yōu)點，但也造成一種錯覺，即人們不再需要“他人”為自己拍照。而攝影的本質特征在于以他者來認知自我身份。

　　同理，由他人塑造自我的過程，需要一種“互動”(interaction)和“居間性”(in-betweenness)。“間”(inter)這一概念對所有“相遇”至關重要。例如，中文里的“時間”“空間”“人間”等表述，均蘊含“間”的意涵。

　　我在此探討的人際關系，同樣適用于歐洲與中國之間的文化間關系。書寫文化史，不應僅關注其本身，更要重視這種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互動。

　　文化間的歷史，乃至一切歷史，本質上都是自我與他者的相遇史。主體與客體間的互動形成一種“居間性”，每次相遇都可能孕育故事，而故事又能催生出文化創(chuàng)造：文獻、圖像、藝術品、建筑、禮儀、團體、概念。

　　就像此刻的相遇，我們在此相逢，而后你會寫一篇文章轉述，傳遞信息和照片，最終在“東西問”專欄呈現(xiàn)。作為歷史學者，我們得以觸及這些文化關聯(lián)。書寫歷史的一種方式，正是嘗試捕捉或感知那最初的相遇時刻。尤為重要的是，“東西問”文章并非“自我”的獨白，而是你我之間的思想結晶。這正是實踐中的文化間交流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您強調“從邊緣看文化”與“交錯的文化史”具有意義。在新著《進入全球公共視域的清帝國：歐洲文獻里的中國邸報》中，您如何通過歐洲文獻中的“邸報”案例，實踐這一方法論？

　　鐘鳴旦：研究中國文化時，“從邊緣看文化”指的是通過中國周邊各個文化區(qū)域留存的各類文字材料展開文化研究，反向觀照和研究中國的傳統(tǒng)與文化。

　　我致力于考察歐洲文獻中關于邸報的記載，以及歐洲保存的中國邸報，發(fā)掘出中國本土及中文史料中未曾記載的新信息。其他學者也通過朝鮮史料開展過類似研究。

　　“交錯的文化史”意為通過文本傳播探尋文化間的關聯(lián)。以邸報為例，我不僅考察了中國邸報在本土的傳播，還關注其在歐洲的流布，特別是譯介后的邸報如何被啟蒙思想家接納，并成為他們發(fā)展自身思想的鏡像。

　　我的研究結論是，傳教士對中國邸報的翻譯，使歐洲讀者得以接觸到清代治國之術的相關知識，且這些知識無法通過其他渠道獲取。早在18世紀，中國邸報就已進入海外公眾視野，其影響遠超漢字文化圈的范疇。這比學界此前認知的時間要早得多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在您看來，影響歐洲和中國之間相互理解的因素有哪些？為增進理解，雙方應作出哪些努力？

　　鐘鳴旦：我認為需從三方面努力，這種想法也來自其他學者——先關心他人，再進行學習，最后連接歷史。

　　關心第一。理解他人通常始于關注他人，并謙遜地學習他人的語言，無論它多么困難。歐洲人應更多地學習中文，而中國人也應學習更多歐洲語言——而非僅限英語。

　　互學互鑒。學習不僅是教給他人知識，還要向他人學習，尋找他者之美。在談論人類共通性的基礎上，談論文化的獨特性。漢學不僅是關于中國的學問，更是關于人性的學問。

　　連接歷史。這需要與其他文化的具體的人建立聯(lián)系，分享和書寫歷史，這就是“居間性”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您提出，探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時，不應局限于人與人，還應包括信息流通層面。在數(shù)字化和人工智能飛速發(fā)展的當下，中西方如何通過數(shù)字資源的交互實現(xiàn)交流？

　　鐘鳴旦：數(shù)字技術存在諸多可能性，且能大幅提升研究效率和質量。對于我的研究而言，能在大量中文及其他文本中進行術語的數(shù)據(jù)庫全文檢索，這至關重要。

　　在我的研究領域，我與其他同事也為這一發(fā)展貢獻了力量。我們開發(fā)了中文基督宗教文本數(shù)據(jù)庫(CCT-Database)，該參考數(shù)據(jù)庫收錄了17至18世紀歐中文化交流的一手及二手資料，涵蓋宗教、哲學、科學、藝術等各文化領域的文獻，包含約1050種中文文獻、4000種歐洲印刷文獻等一手資料索引，以及超11000條二手資料索引。數(shù)據(jù)庫是開放訪問的，免費且無需注冊。許多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也在使用該數(shù)據(jù)庫。

　　中國在數(shù)字化、機器人化和自動化領域已處于世界前沿，不過在文化數(shù)字化方面還有較大發(fā)展空間。對許多中國學者及研究中國的歐洲學者而言，文本資料至關重要，但有些中國文化的原始資料還較難獲取。

　　因此，中國于2022年發(fā)布的《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(shù)字化戰(zhàn)略的意見》非常及時，這份文件明確，到“十四五”時期末，基本建成文化數(shù)字化基礎設施和服務平臺，形成線上線下融合互動、立體覆蓋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。到2035年，建成物理分布、邏輯關聯(lián)、快速鏈接、高效搜索、全面共享、重點集成的國家文化大數(shù)據(jù)體系，中華文化全景呈現(xiàn)，中華文化數(shù)字化成果全民共享、優(yōu)秀創(chuàng)新成果享譽海內外。

　　作為一名漢學家，我非常期待中國文化數(shù)字化的實現(xiàn)，尤其是歷史圖書館和檔案館的數(shù)字化建設，這能讓五千年中華文明在數(shù)字化時代更好地共享。(完)

　　受訪者簡介：

　　鐘鳴旦(Nicolas Standaert)，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教授、比利時皇家科學院院士。主要從事明末清初中歐文化交流史研究。著有《禮儀的交織：明末清初中歐文化交流中的喪葬禮》《禮儀之爭中的中國聲音》《進入全球公共視域的清帝國：歐洲文獻里的中國邸報》《歷史文本的文化間交織：中國上古歷史及其歐洲書寫》等。